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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司法独立冲突中蕴含的法治理念

发布时间:2016-06-30    

论文摘要:
      有观点认为媒体监督与独立审判天然对立,媒体监督忽视司法的特性和规律,充当裁判者“越位”冲击司法独立;又有观点认为媒体监督是言论自由权的体现,是一种下位的权利,而司法独立为国家权力配置中的司法权的一种体现,是一种上位的权力,下位的权利难以对上位的权力形成强大的冲击波,言论自由超不出权利的范畴而越位为权力。可见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存在冲突,一方面媒体监督引发全社会更广泛的讨论与思考,促使制度的完善,使民众了解司法,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比如“孙志刚案”就间接地导致城市收容教养制度的废除。一方面媒体监督使全社会强大的道德情感超越法律逻辑,影响司法程序,迫使裁判者作出非专业性的判决。然而冲突仅是媒体与司法独立的表象,媒体与司法独立存在着平衡,在冲突与平衡的局面下蕴含着法治理念。
 
关键词:媒体;司法独立;公平受审权
 
一、媒体与司法独立必然存在冲突
(一)从司法独立的原因层面来分析
司法独立原则诞生于300年前,作为法治国家必备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存在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之所以司法要独立,其原因至少应该有以下三点:首先作为若干国家权力之一的司法权,不受其它任何权力的干涉而独立司法,国内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国家权力配置上彰显司法权的独立,但无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还是汉米尔顿的司法弱势论,都没有延伸到司法独立与媒体(言论自由)的关系上来论述司法独立。从当今世界上国家权力配置的趋势来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存在分立对峙的局面,“尽管法律家往往与人民联合起来打击行政权,但法律家与行政权之间的自然亲和力,却远远大于法律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亲和力”,1]行政权有扩大的局面,在不同的国家及地区这种扩大强弱有别,然行政权的扩大必然影响司法权,继而压缩司法独立性。媒体通过高度曝光或深度报道方式将个案呈现,当依法判决同社会伦理道德相悖时,行政首长出于自身的执政理念或为维护社会稳定往往会通过自身的权力影响司法独立。
其次从受审者的权利保障的角度来论述司法独立,在诉讼过程中“对法官而言法律规范则是目的本身,而且,在法官那里降临尘世的法律还不能受到异物的侵入:为使法官绝对服从法律,法律将法官从所有国家权力影响中解脱出来。‘只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实现司法权的独立’”,2]诉讼双方拥有同样的的诉讼权利,权利的救济来源于法律,只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才能使双方拥有对等的权利及义务,在受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有可能会受到强大的社会压力,在有些违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的情况下做出判决,但这个判决往往不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
最后,从司法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应该提倡司法独立。司法实践中,法官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而在内心形成法律事实,个案却存在独特的真实事实,开庭审理后法官要根据已经质证的证据得出案件事实,在整个司法过程中,案件事实、法律事实和真实事实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契合。案件事实必须和法律事实存在契合才能得出判决。法官在诉讼中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涉必然导致案件事实与真实事实存在较大的区别,进而导致影响判决的公正。从司法官角度来看,一方面,司法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得民众与司法官形成专业性间隔。另一方面,目前司法机关或司法官又有三种不良表现:“害怕”民意、讨好民意、无视民意。3]讨好民意就是迁就民众的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宁愿作和事佬,为尽量满足民众的法外要求而不惜扭曲法律甚至违背法律。
(二)从司法独立与媒体现实冲突来分析
1、美国与英国
在美国,依据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4]依据宪法修正案第六条,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获得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审判的权利,可见媒体的报道得到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认可,但同时又受到被告人公平审判的限制。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司法部门对媒体报道几乎不予干涉或者说这种干涉并没有在社会中引起广泛的讨论。但进入社会秩序较为动荡的六、七十年代后。“在那十几年里,正义的两幅面孔生动鲜活地展现出来。一方面,有些法院和法律职业部门把自己作为无特权者得代言人;它们把自己的使命看作是扩大权利、实现宪法的潜在承诺——所有人的充分的公民权利——以及推行得到广泛的支持的社会辩护和公众利益法,另一方面,在同一十年间,法律穿着长统靴,与镇压的面孔出现扮演了踏灭愤怒之火的角色。”5]如此格局,当时的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换来的必然是司法机构对媒体各种限制措施。如采取媒体与司法机构签订协议方式,媒体既可以在获取报道素材方面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又可以尽量避免因不当报道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限制媒体取得未决案件的信息,到七十年代末,美国有几十个法院通过司法命令将公众和媒体排除在法庭大门之外,直至八十年代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伯格办理“《里士满报》案”时指出“我们认为,参加刑事审判的权利内含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障之中;若没有人民几个世纪以来行使的参加审判的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重要方面就会被抽去其精华”。6]此后,美国法院必须在认定“封闭法庭”有着特殊的压倒一切利益的前提下方可作出判决,并且判决必须经得住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检验。封闭法庭的做法受到严格限制,媒体和公众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享有进入诉讼的权利。美国司法机构坦然的接受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冲突。相比美国,英国对媒体报道案件的限制显得更加严格,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媒体的任何报道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和准确的原则。
2、法国与德国
作为大陆法系的重要国家,法国对媒体报道司法的限制是用明确的立法予以规范的。首先媒体对一些特殊犯罪的严重犯罪嫌疑人从侦查、起诉到审判的全部过程都不得报道;其次媒体不得报道侦查和预审活动,在审判公开的前提下对法庭审判的报道还受到一些特别的禁止,自开庭起禁止使用任何录音和放音设备、电视或电影摄影机以及照像机。
在德国,媒体对于司法审判的报道没有太多的限制,相反司法机构还应该承担“资讯拒绝给予”的义务,当然司法机关在“未定程序”中享有拒绝给予媒体资讯的权利,但媒体可以采取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事实上德国的司法机构对于公众对法院审判即使再尖锐的批评也能接受,只要不是来自代表国家权利的人,即便有来自行政机关的批评媒体也会通过公众舆论的手段来捍卫司法独立。德国司法界认为:尽管媒体对司法独立有巨大影响,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仍是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利之一,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是并行不悖的;同样媒体通过报道来调动社会舆论,这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媒体有责任和义务去报道及评论正在审理中的案件,这是他们完成媒体“执行公共任务”的职责。媒体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分析、报道,这些观点有可能促发法官的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法官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与外界隔离的空间,相反是千变万化的世界,法律也是不断变化的,能够虚心吸收社会中的合理的观点,做理性的判断,这是现今裁判者着应有的思维。
可见在两个重要的大陆法系国家,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也是现实存在的,带对待的这种冲突的方式却是不一样的,法国相对比较严格,而德国基本上是全方位放开。
3、台湾地区
在台湾地区,媒体与司法独立这种冲突是现实存在的,并且媒体对司法审判的报道也受到明确限制。台湾出版法第33条规定:“出版品对于尚在侦查或审判中之诉讼案件,或承办该事件之司法人员,或与该事件有关之诉讼关系人,不得评论,并不得登载禁止公开诉讼事件之辩论”。
综上,从司法独立的缘由、媒体的性质层面和世界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及台湾地区的现实法律规定以及他们怎么处理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观点分析得出,司法独立与媒体确实存在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但也有人认为“法院与媒体,更像是两个生生死死、永不分开的一对朋友!作为新闻媒体,需要很好的素材,而法院就是一个很好资源的‘富矿’。媒体是一种公开的形式,法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审理案件,是阳光下的审判,这与媒体传播信息的功能是相同而且是彼此依赖的,相互促进的。”这种观点也只说媒体与法院是彼此依赖的,相互促进的。我认为二者冲突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理念。

二、媒体与司法独立冲突中蕴含的法治理念
季卫东教授曾说“在信息技术时代,个人、企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件将以何种方式重组?或者说在电子网络化的中国,人际互动秩序将呈现什么特征,法治范式究竟应该怎样创新?”7]当今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人民越来越来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他们看来也许提起诉讼不是最佳的方式,通过上访或者媒体曝光引起行政机关的注意,从而采取行政手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才是最佳途径,而且上访的过程往往通过媒体来传达给全社会。面对这种现实,在认知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上是不是也应该根据时代而有所变化呢,而不应该总是纠结于二者存在冲突来抑止媒体的呢?美国学者司德门说:“法律与舆论两者之间冲突的解决,决不能认为某一方面得到胜利或某一方被击败,而应看作是整个社会受益”。8]
国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任务和价值追求。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公正司法,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努力。推进司法公正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使全社会形成合力还有比媒体更好的角色吗?司法独立正是公正司法的前提条件,公正司法是法院永恒的主题、任务和价值追求。在司法独立与媒体存在冲突的情形下,“司法活动正确与否从来不取决于它是否得到公众的欢迎或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与做法。”9]司法机关应该坦然面对这种冲突,充分利用媒体的报道来提升司法公正,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
(一)媒体的价值
无论是媒体人的评论和报道,还是民众在自己的新闻载体上发表对法院审判的言论或者是以其他形式出现在民众视野的报道,这些都是言论自由权的实现,“新闻媒体的监督,实质上是民众的监督”10]本文讨论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言论自由权与司法独立的关系。言论自由权的价值能够平衡其对司法独立的冲突。
言论自由权是人应该有的尊严,是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媒体作为人民实现言论自由的载体,人民畅所欲言,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每一个人所要表达的事情、表达方式存在异同,有的可能言辞带有煽动性或者直观判断,这正是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情绪的宣泄方式。其是人权的一种实现,人权的普遍性“承认并肯定一切人权都源于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中心主体”。11]法律已经规定民众享有言论自由权,我们不应该过多的限制权利的实现,相反权利救济正是司法机关的职能所在,司法机关独立裁判实现对权利的救济。当媒体的报道对司法独立造成冲击时,从思维的起点上应该肯定应该尊重人权,作为裁判者站在中立的角度来思考案件,而不应该受到媒体的影响,当然如果媒体是通过其他权力形式来影响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审判权,从体制上司法权是独立的。
言论自由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政治需要的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才能实现,即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制约与平衡,现在倡导民主作为人民的自我统治,还需要“四种权力”的介入,即言论自由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离不开言论自由。公民对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正确表达与参与都离不开言论自由,“沉默的公民或许会成为独裁者的理想臣民,但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却是一场灾难”。12]只有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不同的社会组织间通过交流与对话才能达成共识,通过不同言论才能对公共权力形成可能的制约。民主政治赖以存续的交流与对话、批判与监督都必须在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才能完成,可见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
言论自由对人类增进知识和发现真理具有重大意义。人类对知识与真理的获得必须以人民自由地发表自己对事物的认识和意见为前提,真理只有在与错误的比较中被认识和接受的。“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纯的知识来说,都有极大帮助”。13]对世界上恶的观察与了解,能够使你拥有了辨别善的事物。20世纪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提出了著名的“思想与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至善只有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才能比较容易获得,“对真理最好的检验是一种思想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使自己得到承认的力量”。这种理论将经济的市场观念引申至思想的市场,比较形象地说明了言论自由(言论的自由市场)对发现真理的作用。同样著名哲学家密尔认为“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于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14]明确指出言论不自由对于认识真理的危害。事实媒体正式在创造一个这言论自由的环境,如果因与司法独立的冲突而抑制这种环境,在司法过程就难以探究真理,何来司法公正呢?
(二)媒体应该尊重诉讼当事人的公平受审权
刑事诉讼的结构的基本含义是: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方式以及专门机关、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形成的法律关系的基本格局。关于国内刑事诉讼结构的类型,理论界一般认为国内既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有较大差异,也不同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而具有自己的特点,民事诉讼的结构可能更加接近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无论异同,但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个房间、凹角、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形更是如此了。15]国内现阶段仍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来救济诉讼双方的公平受审权。
上述我们已经论证,首先从司法独立的缘由的角度,媒体必然和司法独立存在冲突;其次从当今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历史渊源的角度来论证媒体必然影响司法的独立裁判,包括台湾地区;再有媒体是言论自由的载体其拥有巨大的价值,不应该因与司法独立存在冲突而抑制它。媒体报道在相关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很多都是站在一方当事人的角度来报道给民众,如许霆案,彭宇案,药家鑫案。那么当公众舆论降临时,谁又保障许霆、彭宇、药家鑫的公平受审呢?
“实际上,在缺乏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舆论还远远没有强大到足以杀人的程度。决定这些热点案件的结果的,不是该案件的法官,也不是关注该案件的民众,而是那些拥有权力的匿名者。地方当政者通过民意挟持了司法”。16]使法官和大众一样似乎很不在意被告人公平受审的权利,更没有什么措施来保护当事人公平受审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制度缺陷。当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固定当事人公平受审权。同时媒体与司法机关应对社会的认知标准进行引导,让公众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上的免予公诉并非意味着道德上的“豁免”,否则,法律的“温情”将演变为对不当行为的纵容,进而混淆对行为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标准,造成全社会难以承受的风险。17]至于法官思维受到媒体影响,这属于法官职业素养的问题。通过权利义务法律化形式保障当事人的公平受审权摆脱媒体对于司法独立的冲击,对媒体所承载的言论自由权不加抑制。既能保障言论自由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又能保障司法独立裁判案件,从而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结语
现今湖南“唐慧案”正闹得沸沸扬扬,也许以后会有更多类似的案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正如上述,媒体必然和司法独立存在冲突,但媒体是言论自由的载体其拥有巨大的价值,言论自由权是人应该有的尊严,是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对人类增进知识和发现真理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能强化社会稳定。伏尔泰所言:“人们把舆论称为世界之王,舆论就是世界之王。因为当理性反对舆论时,理性就注定完蛋。”故不应该因与司法独立存在冲突而抑制它。保障媒体理性报道,既能保障言论自由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又能保障司法独立裁判案件,从而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当媒体报道相关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很多都是站在一方当事人的角度来报道给民众,备受关注的公案审判中,我们的法官和大众一样似乎很不在意被告人公平受审的权利,更没有什么措施来保护公平受审的权利,这是制度缺陷。
 
(该文在由中国法学会主办、贵州省法学会承办的第八届“中国·西部法治论坛”征文中被评为一等奖)
 
 



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5页。
2]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3]孙笑侠:《司法的政治力学(上)—民众、媒体、为政者、当事人与司法官的关系分析》,《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4]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5]李龙:《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194页。
6]T.巴顿.卡特等著:《大众传播法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第163页。
7]季卫东:《“馒头血案”引发的法治困境》,载《财经》总第154期。
8]王盼,程政举等:《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版。
9]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陆震纶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1页。
10]代群、郭奔胜等:《群体性事件网上“一呼百万应”,基层干部不适应》,载《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6月。
11]霍夫:《亚洲对人权普遍性概念的挑战》,转引自罗玉中等著:《人权与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3页。
12]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5-106页。
13]密尔顿:《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5页。
14]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
1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2。
16]何海波:《公众意见与司法判决——对过去十余年若干轰动性案件的考察》,载《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7]《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捡”黄金案余波未了》,记者吴俊,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09/29/content-121254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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